“私家侦探”，游走在法律边缘

 

　　上世纪初，上海的程小青等人创作的《霍桑探案》风靡全国：小说主人公霍桑诞生于旧上海的十里洋场，他锄强扶弱，被称为“中国的福尔摩斯”。

 

　　而如今，上海滩也诞生了一批所谓的“私家侦探”，他们又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

 

　　“私家侦探”网上揽活

 

　　上周四，记者拨通一家名为“009侦探社”的电话，以调查“爱人外遇”为由咨询。

 

　　接待员声称，个人行踪调查毫无难度，一次性支付4000元，不出半月，就提供调查者行踪的录像资料、外出时间地点、接触对象、社会活动等。接待员补充道，他们提供调查、诉讼一条龙服务，若遇到夫妻外遇等问题时，在合法取证之后，还可安排律师，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

 

　　记者又以广告公司部门经理剽窃员工设计作品，而且有外遇为由，向“忠顺私家侦探社”请求帮助。该公司的夏先生介绍说：“只要有经理的车牌号，10天内就能搞定，我们有专车跟踪。”“阿拉营业执照什么都有的，绝对正规，合同有法律效力。”

 

　　键入“私家侦探”，搜索引擎上举目皆是大大小小“侦探社”的网页。粗略统计，上海有不下百家，业务大多为商务调查、婚姻调查和民事调查等。为吸引眼球，有的首页还夸张地打出“你的妻子有外遇吗？”

 

　　看似神秘实则普通

 

　　上周初，在保证不透露公司信息的前提下，记者如约来到上海一家知名“私家侦探社”办事处一探究竟。

 

　　办事处设在徐家汇某商务楼内，门口没有任何公司标识，推门进去，只看到一架天文望远镜。100多平方米的房间内，有会议室、接待室、办公室等不同区域。“我们工商执照是市场调查公司，不是私家侦探社。”业务经理小李说道，“网上高调一点，是为了招徕客人，现实生活中，则必须低调。”

 

　　公司的人员架构分为业务经理、调查员、技术和网络、安保等。在这套人员架构中，业务经理是唯一允许和外界、当事人接触的“工种”，办事处负责洽谈业务。而调查员们呢，实际上在另外一个地方办公。

 

　　公司有4名业务经理，20多名调查员、技术人才，规模属于中等偏上。不同的“工种”，有着不同的年龄要求、专业背景和特殊技能。小李毕业于上海某大学法律系，工作3年多，“同学们都知道我做这行。”业务经理负责和客户沟通、部署方案、提供法律咨询，“说到底，调查后，总要通过各种法律途径解决，不能触及法律高压线。”他们年龄在20多岁左右，月薪在3000元左右，每个案子还有30%的提成。

 

　　调查员行踪受保护

 

　　调查员大多由转业军人、警察等担任，有着基本的“侦察”技能，但最主要是吃苦耐劳和严守秘密，当然，外表看起来也不能太过张扬。

 

　　在“私家侦探”社，调查员的行踪受到严密保护，记者要求接触调查员的请求也被婉言谢绝。小李说：“他们和常人没什么不同，只不过，有案子的时候，没日没夜地干活，没案子的时候，就可以休息。”

 

　　由于身份不合法，调查员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调查时，我们要求安全第一。”小李介绍了几项基本的技能，第一是蹲点技巧，比如要寻找大树、电话亭作掩护；第二是跟车技巧，最好是隔车跟踪。一旦确认被发现，调查员出于安全考虑，往往会放弃当日的跟踪。

 

　　灰色行业打擦边球

 

　　1993年，公安部发布了《关于禁止开设“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

 

　　《中国商务调查报告》一书的作者、法学研究者郑刚表示：“从法律意义上说，我国并没有私家侦探，既然是‘侦探’，必定有侦查行为，但是，法律并没有赋予民间侦查权。”然而，在诸多广告、报道和口耳相传中，窃照、窃听、隐蔽跟踪等侦查手段，是被私家侦探广泛采用的。而这，正是该行业引起广泛争议的地方。

 

　　“009侦探社”的接待员一再表示：“搜集的所有录像资料，都是被调查者在大众场合的行踪资料，不牵涉什么隐私问题。”但是，当记者提出要对被调查者的室内活动进一步调查时，他却表示，可以做这样的调查项目，但费用比较高，一般需要1万多元才能搞定。

 

　　“为了拉生意、求生存，不排除一些侦探社可能会侵犯他人隐私。”小李说，“其实，我们用的都是民用设备，如望远镜、照相机、微型录音机、汽车等。针孔摄像机也有，但是会安置在公共场所，至于纽扣型窃听器、定位仪，那都是在电影里面才有。”

 

　　侵犯隐私，相当于“引火烧身”，大多数侦探公司，在调查过程中，都只是“点到为止”。上海某著名商务安全公司的王先生（化名）介绍了一个案例，应客户要求，必须提供丈夫在外过夜的录像，为此，他们在宾馆走道上安装了摄像机，24小时内，录下了客户的丈夫和第三者进入房间、第二天早上离开的镜头。

 

　　当然，在法庭上，私家侦探无法出面举证，因为他们没有民事调查的权利，一切证据都是由客户出示。“我们只是协助客户完成她的要求而已。法官并不会太过追究证据的来源。”

 

　　两极分化倾向明显

 

　　“前几年，社会各界对私家侦探行业非常关注，现在慢慢少了，这反而是好事，给了我们一定空间。各人踏踏实实做事，往规范上靠，优胜劣汰。”王先生介绍说。

 

　　在一些小的私家侦探社，婚姻调查占据了80%的比重。但在一些成熟的调查公司，这个比例则只有30%左右。“很多调查公司早期起步，都有这个过程。不能说这么做有什么不好，确实帮人解决了问题。但是和商务调查、知识产权比起来，婚姻调查的标的非常小。”

 

　　在“私家侦探”行业，也分为低端和高端。低端的“侦探公司”在小报上打广告，网上论坛、博客内曝光案例，甚至在路边、墙上张贴“牛皮癣”。高端的则不需要宣传，他们有固定的客户和来源：从律师事务所接案子，或者参加企业家协会、专题展示会寻找客源等等，大多和公司法务人员有着很好的关系。

 

　　“我们走在法律的边缘，高压线不能碰。”王先生说：“没办法‘清理门户’，我们只能不和他们‘掺和’。”因此，“私家侦探”社之间的横向联系非常少，“我希望社会上能有所规范，和行业内的健康力量一起，加强调查行业的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