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即将走入婚姻殿堂的温州“90后”准新娘小李（化名）在走进民政局之前，却先走进了遗嘱库。作为家中的独生女，去年，小李的父母将家里的房产都过户给了她。结婚领证之前，她立下生前遗嘱，将父母指定为遗产继承人。像小李这样立遗嘱的年轻人如今越来越多。中华遗嘱库此前发布的2023年度《中华遗嘱库白皮书》显示，中青年订立遗嘱数量在过去十年增长了24倍，未婚者订立遗嘱数量持续上涨。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订立遗嘱，这一现象与传统观念形成了一种不小的反差。因为在多数人的潜意识里，订立遗嘱是一件“遥远”的事，且不说它是否必要，即便选择那也应该是步入老年阶段以后的事。就像任何社会行为的流行都不是无缘无故的，订立遗嘱开始在年轻人群体中变得多起来，根本原因还是现实在发生变化。

    这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很多年轻人在婚前订立遗嘱，与现代婚姻关系面临的不确定性不断上升息息相关。据国家民政部发布的《2023年4季度民政统计数据》，2023年全国共办理离婚登记数259.3万对，比上一年增加49.3万对。与此对应的是，离婚财产继承纠纷在今天也变得高发，那么为了减少这类可能的风险，一些年轻人在婚前订立遗嘱，自然也就成为一种很务实的理性选择；其二，今天相当一部分年轻人名下的确有了可观的资产。如2023年度《中华遗嘱库白皮书》显示，中青年遗嘱人户均资产达744万元。

    这些现实的原因其实也提醒我们，需要对社会遗嘱意识的发育有多一层认识。因为过去大家总是将中国人没有订立遗嘱的习惯归结到文化忌讳，如认为提前交代后事不吉利，但实际上，它可能更多还是由社会客观条件所决定的。道理很简单，以前订立遗嘱多属于是财富精英阶层的专属，而普通人由于名下资产较少，客观需求其实也就没那么大。但现在，不少年轻人也拥有了房产，其中很多还是在婚前购买的，由此自然会有更多“普通人”对财产的继承和分割纠纷产生预防意识，从而将立遗嘱当作一种正常选择。像之前在中华遗嘱库所登记的遗嘱中，处理房产的比例占到99.69%，这与中国家庭资产以房产为主的社会现实无疑形成了呼应。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年轻人开始订立遗嘱，社会观念的变化或许是表象，背后的根基其实是源自社会现实的变化。据此，我们甚至可以将它当作是社会发展进步带来的一种观念上的“副产品”。当然，也不必否认，这种现象的兴起，在今天依然伴有一定的社会观念压力。比如，婚前订立遗嘱的群体中，女性占比近7成。由此就引发了一些耐人寻味的声音，如部分网友就认为，这是女性的自我“防备”，甚至将它与婚姻的忠诚度对立起来。

    这种归因或者说偏见，显然不利于更多人以平常心看待订立遗嘱的行为。应该重申的一点是，订立遗嘱本质上只是个体对自己身后财产所作的一种提前的规划，着眼的是减少和避免不必要的纠纷与财产风险，不应该被随意附加上其他的包袱。这与近些年来同样越来越流行的婚前财产公证其实一样，都是借助一种明确的规则来将个人财产风险降到最低，也减少社会为此付出的调解成本。这于个人、家庭和社会其实都是有积极意义的。同时，订立遗嘱行为的增多，在我们向来缺乏死亡教育、生命教育的语境下还有一层现实意义，即它意味着更多的人都开始更为严肃地看待死亡、思考生命，这也未尝不是一种自我教育。

    当然，从总的占比看，立遗嘱在今天依然还算不上是一种真正普遍的现象。这与遗嘱观念的尚待普及和相关社会化服务的不足有关。如有专家就建议，应加大力度普及遗嘱知识观念和培育遗嘱服务，尽快将高质量的遗嘱服务纳入到老年服务体系中。这些建议是值得正视的。因为只有当订立遗嘱真正被更多人所接受和响应，社会的偏见才会越少，其社会价值也将越发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