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一种神秘的力量,穿梭在大街小巷的各个角落,寻找着细微而重要的证据。
他们不同于工商、质监、公安等大大小小的政府打假维权部门,他们游走在灰色地带,帮助企业维权、协助强力部门打假。
他们有着许多不同的名字:如打假公司,侦探公司,商务信息咨询公司等,而真正在工商部门注册的企业性质只能是“商务信息咨询公司”。
他们自谓21世纪的福尔摩斯。
在网络上,随意打出“打假公司”、“侦探公司”、“调查公司”几个字,便可以找出隐藏在这个城市中的大大小小的打假公司的名字。
但他们的庐山真面目却不易见。
“我们不方面接受采访”、“我们处在灰色地带,不好宣传”、“我们不能答应,这对我们不利”……
3月15日,保护消费者权益日当天,记者拨打了数十个电话,被拒绝了数十次。
陈俊(化名)是杭州一家商务信息咨询公司老板,在记者再三沟通之下同意聊聊。
他的公司在杭州上城区某住宅小区内,也没有公司招牌。
“我们这行存在一定的危险性,所以特别要小心。”他说道,在这个行业,一般公司几年就会改一个名字,办公室也会不定期搬家。
陈俊是一名退役军人,这位侦察兵2001年退役,2005年开了这家打假公司。
他说当时和他同一批退役的战友多数干起了这行,以前主要在北京、上海、广州这几个城市,后来发展到全国各地。
“很多大公司都有我的战友”,陈俊告诉记者,他现在手下有20多个调查员,大多是退伍侦察兵,一则思想可靠,二则吃苦耐劳,三则有一定法律知识,同时军人出身的军事素质侦察能力也是重要因素,调查员每月收入3000元底薪另加提成。
“也没有什么高科技的破案仪器,一般都是靠人力和分析来调查。”陈俊告诉记者,与政府的打假有所不同,打假公司与客户之间是一纸合同的关系。
“他们一般要求不但要找到售假窝点,还要找到制假窝点。”陈俊说,打假公司一般依靠客户提供的线索,一步步抽丝剥茧,找到造假的证据,然后转交公安工商等部门,一举端掉造假的窝点,维护企业个人的合法权益。
客户往往会先支付一部分前期费用,一般是几千元。待调查到一定程度后与客户沟通,若继续追查,则提供费用,直至找出造假的窝点,然后通知公安部门一举端掉窝点,这样案子才算结束。
调查的费用都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支付,收费从几万到几十万不等。结案后由警方开证明,写明是由打假公司调查的结果帮助破案的,客户才会支付最后费用。
“很多时候案子查的不是那么顺利,我们都是自己贴钱。”陈俊说。
一次陈俊受杭州一家知名矿泉水企业委托,千辛万苦顺藤摸瓜摸到了一家制假窝点。那是在浙江偏远乡下一间破厂房,他们发现工人就拿着自来水往矿泉水桶里灌装,贴上假冒标签就成了娃哈哈、农夫山泉,一桶矿泉水市场价15元,而自来水一吨2元,摊到每桶2分都不到,暴利可想而知。
最后取证后该窝点被警方一举端掉,在现场查获了2万多个桶装水瓶盖。
而在陈俊记忆里,一次东北行动让他差点被人“做了”。
那一次他受浙江一家保健品企业委托赴东北打假,辽宁某地一村庄有一大型制假工厂,全套机器设备一应俱全生产VC胶囊,白天休息晚上开工,全村人都在那里上班,规模达到集装箱运货地步,而且这家制假工厂极具反侦察能力,外围都有退伍军人组成的保镖开车巡逻,手里都有刀具。
“如果被他们发现,今天就没有我们谈话了”,陈俊说当时他开车就跑,回来后及时报案,最后浙江辽宁两省警方合作一举端掉这个窝点。
在这个窝点,陈俊发现他们在VC胶囊中灌装的是植物油。
陈俊后来知道,这个窝点是被一个具有正义感的工人举报,这个工人此后蹊跷遭遇车祸受伤。
“如果有人身危险,我们的原则是宁可放弃”,陈俊看着记者说。
陈俊觉得现在打假除了危险,制假团伙的“与时俱进”也让他难度大增。
“以前他们很傻,原料、生产、仓库、销售都在一起,现在也学乖了”,陈俊说现在一锅端很难了,造假已经成为一个完善的产业链。一个城市生产产品,一个城市生产包装,再存放在第三个城市。想要找到造假的源头,难度大了很多。
而且现在网购也让打假难度增加。
在记者采访时候,陈俊刚刚接了一笔业务,一种日本进口的保健品,杭州市场上还没有正品销售,假货却通过网购开始占领市场。
这种保健品700多元一盒,假货500多元一盒。包装完全一样,只是出厂密码、防伪标识不同。
而网上的“李鬼”往往神龙见首不见尾,而且通过快递让第三方发货,所以即使抓住“李鬼”也很难查到窝点。“有时候我们也假扮买家,但他们很小心,绝对不见面。”
但即使在网上也会有蛛丝马迹,陈俊自信这个案子一周可以搞定。
陈俊有时候也觉得从业那么多年,假货咋越打越多了,他觉得一方面是打击力度还是不够,制假现在都是家族式,就是那自来水假冒矿泉水案,他后来听说案犯的姐妹接着干,但至今没事;同时他觉得一些大企业对于假货也有一定程度的纵容,一位大企业打假办工作人员就对他说,假货有点可以带动市场,真的假的一起给人感觉这个产品很旺。
而且陈俊发现,大多数制假案都有内鬼。那个假水案就是这家知名矿泉水企业一个中层干部,利用自己手里掌握的正规销售渠道内外勾结,把假货当做真货卖。
陈俊告诉记者,现在制假越来越猖狂,而政府强力部门人手有限,打假公司的存在也是市场需要。
据了解,在中国小商品城浙江义乌,从2010年底开始,以打击侵犯知识产权、打击制造伪劣产品为目的的“亮剑行动”席卷当地,义乌市公安局侦破的30多起案件中,70%缘于“打假公司”向警方提供的线索。
但说到目前打假行业的现状,陈俊用了这样一个“乱”字。
据陈俊了解,目前杭州正规的打假公司有几十个,没有注册的就数不清了。
“以前这个行业属于高端行业,面对的都是有钱的企业或者有钱人,收费高,也有一定的行业准则。”
陈俊说,以前调查一个案子若需要支付2万元费用,现在一些小公司就会出价2000元,扰乱了整个行业的规矩。但实际上,他们收了钱,并不好好办事。
由于竞争激烈,不少公司也帮顾客做婚姻调查或讨债。
“这些业务很容易触及法律边缘,有时候犯了法也不自知。”陈俊说很多打假公司游走在灰色地带,把握住法律尺度,则可以帮助政府更好地打假维权,若超过了尺度,则是社会上另外一种乱像。
他们不同于工商、质监、公安等大大小小的政府打假维权部门,他们游走在灰色地带,帮助企业维权、协助强力部门打假。
他们有着许多不同的名字:如打假公司,侦探公司,商务信息咨询公司等,而真正在工商部门注册的企业性质只能是“商务信息咨询公司”。
他们自谓21世纪的福尔摩斯。
在网络上,随意打出“打假公司”、“侦探公司”、“调查公司”几个字,便可以找出隐藏在这个城市中的大大小小的打假公司的名字。
但他们的庐山真面目却不易见。
“我们不方面接受采访”、“我们处在灰色地带,不好宣传”、“我们不能答应,这对我们不利”……
3月15日,保护消费者权益日当天,记者拨打了数十个电话,被拒绝了数十次。
陈俊(化名)是杭州一家商务信息咨询公司老板,在记者再三沟通之下同意聊聊。
他的公司在杭州上城区某住宅小区内,也没有公司招牌。
“我们这行存在一定的危险性,所以特别要小心。”他说道,在这个行业,一般公司几年就会改一个名字,办公室也会不定期搬家。
陈俊是一名退役军人,这位侦察兵2001年退役,2005年开了这家打假公司。
他说当时和他同一批退役的战友多数干起了这行,以前主要在北京、上海、广州这几个城市,后来发展到全国各地。
“很多大公司都有我的战友”,陈俊告诉记者,他现在手下有20多个调查员,大多是退伍侦察兵,一则思想可靠,二则吃苦耐劳,三则有一定法律知识,同时军人出身的军事素质侦察能力也是重要因素,调查员每月收入3000元底薪另加提成。
“也没有什么高科技的破案仪器,一般都是靠人力和分析来调查。”陈俊告诉记者,与政府的打假有所不同,打假公司与客户之间是一纸合同的关系。
“他们一般要求不但要找到售假窝点,还要找到制假窝点。”陈俊说,打假公司一般依靠客户提供的线索,一步步抽丝剥茧,找到造假的证据,然后转交公安工商等部门,一举端掉造假的窝点,维护企业个人的合法权益。
客户往往会先支付一部分前期费用,一般是几千元。待调查到一定程度后与客户沟通,若继续追查,则提供费用,直至找出造假的窝点,然后通知公安部门一举端掉窝点,这样案子才算结束。
调查的费用都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支付,收费从几万到几十万不等。结案后由警方开证明,写明是由打假公司调查的结果帮助破案的,客户才会支付最后费用。
“很多时候案子查的不是那么顺利,我们都是自己贴钱。”陈俊说。
一次陈俊受杭州一家知名矿泉水企业委托,千辛万苦顺藤摸瓜摸到了一家制假窝点。那是在浙江偏远乡下一间破厂房,他们发现工人就拿着自来水往矿泉水桶里灌装,贴上假冒标签就成了娃哈哈、农夫山泉,一桶矿泉水市场价15元,而自来水一吨2元,摊到每桶2分都不到,暴利可想而知。
最后取证后该窝点被警方一举端掉,在现场查获了2万多个桶装水瓶盖。
而在陈俊记忆里,一次东北行动让他差点被人“做了”。
那一次他受浙江一家保健品企业委托赴东北打假,辽宁某地一村庄有一大型制假工厂,全套机器设备一应俱全生产VC胶囊,白天休息晚上开工,全村人都在那里上班,规模达到集装箱运货地步,而且这家制假工厂极具反侦察能力,外围都有退伍军人组成的保镖开车巡逻,手里都有刀具。
“如果被他们发现,今天就没有我们谈话了”,陈俊说当时他开车就跑,回来后及时报案,最后浙江辽宁两省警方合作一举端掉这个窝点。
在这个窝点,陈俊发现他们在VC胶囊中灌装的是植物油。
陈俊后来知道,这个窝点是被一个具有正义感的工人举报,这个工人此后蹊跷遭遇车祸受伤。
“如果有人身危险,我们的原则是宁可放弃”,陈俊看着记者说。
陈俊觉得现在打假除了危险,制假团伙的“与时俱进”也让他难度大增。
“以前他们很傻,原料、生产、仓库、销售都在一起,现在也学乖了”,陈俊说现在一锅端很难了,造假已经成为一个完善的产业链。一个城市生产产品,一个城市生产包装,再存放在第三个城市。想要找到造假的源头,难度大了很多。
而且现在网购也让打假难度增加。
在记者采访时候,陈俊刚刚接了一笔业务,一种日本进口的保健品,杭州市场上还没有正品销售,假货却通过网购开始占领市场。
这种保健品700多元一盒,假货500多元一盒。包装完全一样,只是出厂密码、防伪标识不同。
而网上的“李鬼”往往神龙见首不见尾,而且通过快递让第三方发货,所以即使抓住“李鬼”也很难查到窝点。“有时候我们也假扮买家,但他们很小心,绝对不见面。”
但即使在网上也会有蛛丝马迹,陈俊自信这个案子一周可以搞定。
陈俊有时候也觉得从业那么多年,假货咋越打越多了,他觉得一方面是打击力度还是不够,制假现在都是家族式,就是那自来水假冒矿泉水案,他后来听说案犯的姐妹接着干,但至今没事;同时他觉得一些大企业对于假货也有一定程度的纵容,一位大企业打假办工作人员就对他说,假货有点可以带动市场,真的假的一起给人感觉这个产品很旺。
而且陈俊发现,大多数制假案都有内鬼。那个假水案就是这家知名矿泉水企业一个中层干部,利用自己手里掌握的正规销售渠道内外勾结,把假货当做真货卖。
陈俊告诉记者,现在制假越来越猖狂,而政府强力部门人手有限,打假公司的存在也是市场需要。
据了解,在中国小商品城浙江义乌,从2010年底开始,以打击侵犯知识产权、打击制造伪劣产品为目的的“亮剑行动”席卷当地,义乌市公安局侦破的30多起案件中,70%缘于“打假公司”向警方提供的线索。
但说到目前打假行业的现状,陈俊用了这样一个“乱”字。
据陈俊了解,目前杭州正规的打假公司有几十个,没有注册的就数不清了。
“以前这个行业属于高端行业,面对的都是有钱的企业或者有钱人,收费高,也有一定的行业准则。”
陈俊说,以前调查一个案子若需要支付2万元费用,现在一些小公司就会出价2000元,扰乱了整个行业的规矩。但实际上,他们收了钱,并不好好办事。
由于竞争激烈,不少公司也帮顾客做婚姻调查或讨债。
“这些业务很容易触及法律边缘,有时候犯了法也不自知。”陈俊说很多打假公司游走在灰色地带,把握住法律尺度,则可以帮助政府更好地打假维权,若超过了尺度,则是社会上另外一种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