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刚好16岁，在沈阳市第17中学念初中二年级。这年秋天，看到一些初三的学生都纷纷组织起来出去进行什么革命大串联，我的心也活了。我私下联系了8名同学，找学校开了一张介绍信，告别流着泪水的母亲，我们高高兴兴的离开了学校离开了家。对其他8名同学来说，这次串联是第一次出远门，大家还都是孩子，谁都没有主意，一上了火车就都有点懵了。可对我来说却完全不同，我曾跟母亲去过黑龙江，对出远门总有一种莫名的兴奋，于是我给同学们打气，为他们描述我想象中北京天安门的样子和被毛主席接见的喜悦，就这样，在以后的几天里，同学们都把我当成了主心骨，一遇到什么事都让我拿主意。现在看来，当年我比同学们优越的不是我的聪明，而是我的勇气和自信，其实，不论在什么时候，只要一个人有了勇气和自信，就能赢得别人的信任。

这次串联，我们9名同学是于国庆节前夕到的北京，而在国庆节的当天就受到了毛主席的检阅。不过，在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之后，惊喜之余，我们又都产生了一种遗憾，那就是毛主席检阅红卫兵时，我们一个个眼含热泪不说，又都离得很远，因此看得十分模糊，这时有个同学用激将法将我说：“广刚，听说今天晚上毛主席还会出来接见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你能不能想出个办法，领着我们再见一次毛主席？”我说：“没问题。”大话出口，同学们都有些不信。他们问：“我们怎么进去？”这时我从衣袋里拿出一个头午在路上捡的纠察队的胸签对他们说：“就凭这个，到时候我打头，你们排成一排整齐地跟在我的后边就行。”话虽这么说，可到底行不行我心里也没有底，因为我的这套是从电影《侦察兵》中学来的。

不过还好，当我把纠察队的胸签别在了胸前领着8名同学一路向天安门进发的时候，竟然畅行无阻。我们逐个分会场观看了一会儿节目，很快就来到了金水桥前，到金水桥边呆了一会儿，就见人群开始沸腾，有人说毛主席来了！我们几个很自然地就站在了第一排，这次我们看得非常真切，毛主席高大伟岸，我们一遍又一遍地高呼着毛主席万岁！情不自禁泪水模糊了我们的双眼，我们挥动着毛主席语录本，手臂都摇得有些酸麻了。有两个同学连鞋子都踩丢了。可我们的感觉竟然是沉浸在无比的幸福之中。回到接待站之后，同学们更是对我刮目相看。

在北京过完国庆节之后，我们又乘车去了武汉。武汉是毛主席畅游长江的地方，老人家在诗词中描绘的“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的情景，令我们十分向往。可到了武汉之后，就有五名同学开始想家便说什么也不走了，第二天他们乘火车返回了沈阳。剩下我和史世祥等四名同学，我们所做的第一个决定就是像毛主席那样去畅游长江。俗话说，在家怕鬼，出门怕水，来到长江边上，我们几个就被一望无边波涛滚滚的长江给吓傻了。大家一个个你让我先下，我让你先下的谁也不敢先下水。最后，我说：“咱们四个手拉手儿一起下水，连这点勇敢劲都没有还叫什么毛主席的红卫兵，将来怎么去解放全人类？”大家听我这么一说，便二话不说，把衣服脱掉就手拉手往长江里走下去。谁知，刚进入水中，脚下一滑，四双拉紧的手就全都松开了，江水一下子就没到了我的脖根儿我试着往里游了几下，一个浪头打来，我喝了两口老汤子，感到天旋地转的就转过身来往岸上游，凭着小河塘子里炼就的“打狗刨”的工夫，我使出了吃奶的劲儿才回到了岸上。我用手抹了一把脸，定了定神往水中一看，水中一个人也没有，我心想，这下可惨了，他们几个八成是被淹了，我刚想喊救命，转过身去一看，另外三名同学正在岸上看着我乐呢！原来下到水中松开手以后，他们三个就争先恐后地游上岸了。这事现在让我想起来都觉得自己可笑。

在武汉玩了几天，我们又去了上海。当年去上海的人非常多，我们仅4个人的队伍却在下车的时候挤丢了两个，最后只剩下我和史世祥了。那时所有来串联的同学都是奔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来的，而我更向往的是电影制片厂，因为我是个电影迷。不过，到了上海电影制片厂（当时的海燕、天马）之后，我所看到的除了大字报以外还是大字报，连个电影演员的影儿也没见着，真是遗憾。在上海玩了几天之后，史世祥也因为想家返回了沈阳。剩下我一个人了，我就拿着介绍信去革命大串联接待站借了点钱，然后就乘火车去了广州、湖南、长沙和毛主席的故乡韶山。我一个人又串联了两个多月，这两个多月令我眼界大开不说，还真正使我经受了锻炼。我现在也一直以为，我这喜欢独往独来的性格，与一个人串联时的阅历是分不开的。

串联回来之后，学校和社会上开始闹起了派性，造反的造反，夺权的夺权，整个社会一片混乱。值得庆幸的是，我对这些乱七八糟的所谓革命行动都没有参与，这倒不是说自己有什么先见之明，而是在我外出串联的这几个月里，整天挂念着我的母亲，她的病情是否又加重了？回家后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老老实实的在家护理母亲，并尽量多干一些家务活以示补偿。

记得一天家里的灯泡都坏了，室内一片漆黑，母亲有病躺在冰冷的炕上。当时的灯泡凭票购买，无奈我带着两个弟弟来到街上，我让三弟爬上电线杆去拧下灯泡，我和二弟一个放哨，一个接灯泡。我们贪婪的一连拧下几个路灯的灯泡，顿时马路一溜黑暗！就在三弟还没从电线杆上下来的时候，我们被巡逻的民兵小分队包围了……

文革时期人民物质生活的贫穷使我们永生难忘。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学校里又把我们找了回去说是要复课闹革命，结果，书没念几天，就于1968年8月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浪潮给卷到了盘锦地区台安县新开河公社鹿泡子村。

现在回想起来，我仍然认为自己当年刚下乡时的心情是兴奋和喜悦的，高呼着革命口号告别城市和母校，来到农村受到贫下中农敲锣打鼓的欢迎；就像大串联时的心情一样刺激而又新鲜。

那个时代，我们都把毛泽东主席的话尊之为最高指示，都认为毛主席的话放之四海而皆准。而毛主席的红卫兵，又怎么能不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呢？可这事如果用现在人的眼光看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一是一个小小的初中生根本就算不上是有知识，二是我们当年大多都不满18周岁，严格地说还算不得是真正的青年，所以把我们称做：“知识青年”就是不算是“假冒伪劣”，至少也算是“以次充好”。但那个年代就是“假、大、空”的年代。我们幼稚的心不但从没有认为有什么不好，反倒以为是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