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假”，这是一个困扰着几乎中国所有互联网电商的问题！

无论是淘宝还是京东，在发展的历史轨迹上都有着“假货”的身影。

即使之后花了大力气整顿仍会被当作“黑点”反复提及。而拼多多作为电商的后起之秀，把打假一直放在首要位置，吸取了历史的教训，推出了各种措施。

在刚刚过去的2019年，拼多多用户投诉比例明显趋降。

为什么一件明明应当点赞的行为，反而招致各种质疑，甚至围观拼多多打假，它到底触动了谁的利益？

拼多多到底触动了谁的利益？

3月23日，某自媒体发表了《围观拼多多打假》一文，文章连用“紧张的拼多多”、“着急的拼多多”、“犹豫的拼多多”三个段落小标题，质疑拼多多《消费者权益保护年度报告（2019）》。

对此，拼多多方面表示，事件系竞争对手能影响到的自媒体发文抹黑，此前平台已被多次“泼脏水”。“如果高年级的班长，为了不让低年级的同学成绩赶上来，就四处抹黑，这个学校的未来会好吗？”

上述自媒体文章称，“为了解决平台假货泛滥的问题，拼多多其实是做出了很多努力的，只是收效甚微。”

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同时，淘宝的假货比例相比打假之前又真的有降低吗？

3月27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课题组发布《关于电商领域知识产权法律责任的调研报告》，对涉及国内多家电商平台的知识产权案件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报告显示，2014年到2018年的5年间，浙江全省审结相关案件数量快速增长，分别审结445件、1159件、2074件、3440件、5613件，由于阿里巴巴旗下多家公司属地杭州，因此涉阿里系平台案件占比最高，年均增速达88.46%。

以2018年为例，在当年审结的5613件案件中，涉阿里系平台案件5174件，占比92.18%；涉其他平台案件439件，其中涉京东平台案件369件，涉拼多多平台案件68件，其他2件。

由此可以看出，假货是社会问题，打假是平台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阿里在2019年财年的成交额为5.73万亿元，相当于是同年拼多多体量的6倍。但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和上海长宁法院相关报告统计，阿里涉及的知识产权案件数量，却为拼多多的16倍。

拼多多的打假历程

事实上，从成立之初，拼多多就设立了专门治理假货的部门，这个位于总部顶楼的神秘部门，抽调了公司近三分之一精兵强将，不可谓不重视。

在技术端，2019年研发投入38.7亿元，较上一年同比增长247%，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用于平台治理和风控系统的不断升级。

在消费者端，创设的“假一赔十”消费者赔付金制度，从根源提高了商家售假的成本，将其拦在门外。此举，被最高人民法院纳入中国互联网司法十大典型案例之首。

在商家端，已全面启用升级后的商家入驻系统，从开店环节起，就接入了公安身份核验系统，保持高压严控状态。

有一组过往数据，在2017年的时候，就共下架了1070万件疑似侵权商品，全年拦截4000万条侵权链接。

但这种重拳打假之下，对于习惯了小惩小戒的商家来说有点接受不了。

2017年2月，成都某贸易有限公司因销售假冒某品牌睫毛膏被拼多多扣划了8万多元款项，并赔付给相关消费者，该公司不服，向上海市长宁法院发起诉讼，称自己没有售假，要求退还8万多元款项，并恢复网店登录、经营功能。

上海市长宁法院认定原告售假行为属实，双方签署的《平台合作协议》真实有效，驳回了该商家的全部诉讼请求。

此后大大小小上百名商家委托律师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与拼多多的纠纷，但在法院的正义审判之下，无一胜诉。

有意思的是，在拼多多的打假过程中，还打到了淘宝身上。

2018年8月，杭州互联网法院宣判了一起案件。拼多多一美妆店铺因售假，被平台罚了8.4万。但没过多久，这家网店却把淘宝商家告了。

法院认定从淘宝拿的产品是假货，并判定淘宝店主对拼多多店主进行10倍赔偿。

2019年10月，阜城公安破了一起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结果发现商家高某先在阿里巴巴、1688平台注册网店，卖了27.9万后，又在拼多多上注册网店，被公安端掉。

……

如今，时间已经走到了2020年，再也不是互联网电商初始鱼龙混杂，真真假假在其中的混沌年代。也不是靠着一身戾气上门砸场子就能逃避责任与义务的年代。

实际上，这样的风波对于整个电商生态来说是好事。打假并非一朝一夕，需要持续的投入和定力，这个过程中，外界的监督和质疑，反倒是平台持续的动力之一。

要永远相信，假货是存在在各个电商平台上的蛔虫，没有任何一个平台可以靠假货壮大，反倒是不驱虫才会让自己步履艰辛。

如果中国所有的电商平台都能团结一致，而不是自己难打就发动“围观”阻止别人打，那中国的假货将无处可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