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何家弘刚从美国西北大学留学回来，一位老同学就带着一位书商找到他。

这位改革开放后最早的民营书商说，中国没有好的侦探小说，但《福尔摩斯探案集》《尼罗河上的惨案》等侦探小说市场很大。

这位大侦探，能上天能遁地。

那一次谈话，唤醒了何家弘在北大荒下乡时的文学梦——1975年，在黑龙江农场劳动时，何家弘就开始创作小说。

那个年代的知青生活，后来被他写到侦探小说里，现实主义为他的侦探小说在欧洲成为畅销书打下坚实的基础。

何家弘开始写侦探小说时遇到一个困难。外国的侦探小说多以私家侦探为主角，最著名的私家侦探就是福尔摩斯。而在国内，1993年公安部出台规定，禁止民间设立带有私人侦探性质的调查机构。

那律师呢？美国的很多侦探小说就以律师为主角，何家弘也很看好律师在未来中国法制建设中的作用。

剧里的律师，常常要自己破案。

但他发现，刑事案件中，律师只能在开庭前7天介入案件，而且律师没有独立的调查取证权。律师当主角的方向也被堵死了。

1994年年底，黑龙江省伊春市公安局带着石东玉案中的血衣来到人大物证技术鉴定中心，找到何家弘的导师徐立根教授，咨询对陈旧血痕做DNA鉴定的可能性。

后来，血迹在北京市公安局做了鉴定，给石东玉翻了案。何家弘记得《法制日报》报道此事的大标题是《我没有杀人》。

《血之罪》的故事原型就是石东玉案。

这是影响中国司法的十大冤案之一，也给何家弘的文学创作带来了灵感——旧案再审，律师可以从冤错案件的申诉入手，介入以前的案件，从而展开整个故事和悬念。

就这样，何家弘化身“洪钧律师”，在小说里追查起10年前就已审结、发生在东北农场的强奸杀人案。

刑事案件的基本任务是查明“七何”——何时、何地、何物、何人、何事、如何、为何。最重要的两点是何人和何事。

“整个侦查工作最可能知道的是何时、何地，我们再从作案工具和遗留物入手，查明究竟是什么人干了什么事儿。”何家弘认为，“设计侦探推理小说也是这么一个逻辑”。

在侦探小说里，最常见的悬念设置就是“何人”——究竟是谁干的？

在何家弘的第一部小说里，很多读者都猜想，当年失踪的年轻人肖雄很可能是真凶。这是何家弘给读者设置的一个障眼法。

“你要想办法诱导读者！让读者误入歧途，让他们在读的时候觉得这个人可能是凶手，那个人也可能是凶手。”

读者最想知道的是谁是真正的凶手。但那些有明显嫌疑的人，最后可能都不是真凶。

“就像阿加莎·克里斯蒂设计的，一共有10个嫌疑人，人人都有作案的可能性和线索，究竟是谁呢？作者会一个一个地排除，最后线索铺开，水落石出。这也是阅读侦探小说的一个乐趣。”

嫌疑人就有十几个，真的烧脑。

何家弘说，对于真正的凶手，小说里会有很多“伏笔”，这些“伏笔”最开始并不引人注意，但必须白纸黑字地写出来告诉读者。

小说家最后会通过这些伏笔，有理有据、合情合规地把凶手推论出来。

最重要的是，“用以推论的这些信息都是已经披露给读者的，而且这个凶手也是读者在小说里知道的人。这种在平常的细节中找出真凶的推理，才是最成功的侦探小说”。

如果小说结局的推论用了读者不知道的信息，甚至用一些超自然现象来解释，那就不是一本成功的侦探推理小说，“所有的推理都需要用证据”。

“直觉推理，可不属于推理。”图/《十二传说》

何家弘认为，有些优秀侦探可以凭借丰富的经验进行“直觉推理”，做出一些判断，甚至“猜”出谁是凶手，“但这不属于推理”。

何家弘调侃柯南·道尔，“也许是江郎才尽了”，因此到了后期，他让福尔摩斯用直觉的判断来推进情节甚至破案。

侦探思维的逆向性与博弈性

侦探思维是一种职业思维习惯，何家弘总结了它的两个特点：

一个是逆向性，一个是博弈性。

逆向性就是逆向思维。人们在生活中一般习惯于顺向思维，按时间顺序或者因果关系思考：这件事会引发什么事，有什么后果，我应该怎么办，等等。

逆向思维则相反，他看到这个结果，就会去分析是什么事引发这件事，造成这些结果的原因有哪些，当事人又是怎么做的——从结果去分析原因。

这种思维在文艺及影视作品中经常得到夸张的表达。何家弘举例，电影中经常有这样的镜头——侦探来到案发现场，看到墙上的刀痕、地上的血迹、被打破的玻璃杯，就会通过想象还原整个打杀的场面。

何家弘把这个过程称为“重建”，而重建的基础是证据。“因为侦查人员没有办法在现场目睹事件发生的场景，这件事可能发生在一天前、十天前、一年前甚至十年前，他只能通过证据来还原事件的原本面貌，这就是逆向思维”。

法医在影视剧里面也是神一般的存在。图/《非自然死亡》

研究历史也有逆向思维，比如研究万里长城是谁建的，也要收集证据——通过各种历史资料和现场资料，反推长城是谁建造的、怎么建造的。

侦探思维的第二个特点是具有对抗性或博弈性。

科学家做研究，只要跟自己较劲就可以，侦探办案，需要与想象中的对手博弈。科学家设定一个目标，比如研究DNA，收集足够的资料，就能得出推论。

但侦探办案具有对抗性，你的推论正确与否，不完全取决于你自己，而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你的对手。

真凶往往意想不到。

这就像下棋，你能不能赢，很大程度决定于你的对手怎么走。你首先要判断他会怎么做，要多看三步棋、五步棋，根据他的棋路来决定你怎么走。

何家弘举例，侦查人员追捕逃犯，来到一个分叉路口，一条路通往崎岖的山里，一条路通向人多的城市。侦查人员决定选哪条路，取决于对逃犯动向的预判。

这个时候，侦查人员就要换位思考，推断逃犯会怎么选。

另外，犯罪分子在作案时会采取反侦查措施，侦查人员要善于识别那些高智商罪犯设下的圈套和假线索。

何家弘说：“作案分子是高智商的，侦探也得是高智商的。棋逢对手，故事才好看。”

中国历史上没有侦探小说这一门类。我们能找到的最接近这一门类的小说是《包公案》《狄公案》等，何家弘觉得，这些小说更像武侠小说，而不是侦探小说。

何家弘对比过这两种小说的形态：看武侠小说时，读者只需照单全收，接受作者讲的就可以了。

看侦探小说需要推理，需要读者的智力投入，有更多的参与感。

读者要跟主角一起思考凶手究竟是谁，在小说里寻找各种线索，参与破案，看看自己的破案结果跟书里讲的是不是一样。

“侦探小说对读者的文化水平要求比较高。大学校园里流行杀人游戏。在这种烧脑的游戏里获胜，参与者会有成就感，所以很多大学生乐此不疲。”

何家弘开玩笑说，现在年轻人的智商越来越高，对小说作家智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

图片

2017年4月12日，广州大学城，一局狼人杀开始。图/图虫创意

武侠小说和侦探小说也有共同点，那就是“惩恶扬善”。但何家弘发现两种小说“惩恶扬善”的理念取向不同。

武侠小说通过打打杀杀来惩恶扬善，它是不讲法治的。武侠人物无法无天，谁的武功高强谁说了算；人与人之间主要靠义气来维持关系，不必遵守社会的法律行为规范。

侦探小说则不同，侦探小说通过智力对抗来惩恶扬善，强调最终要通过法律来解决问题。

“这也是我所倡导的，青少年应该多读侦探小说。”何家弘说，“武侠小说会对青少年的行为产生负面影响，在很多实际案例中，不少青少年犯罪就是对武侠小说的模仿，有的孩子还专门去练武功，组成抢劫犯罪团伙。”

还是从法学切入文学

1995年起，何家弘连续创作了五部侦探小说，后来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在法国还成为畅销书。

何家弘曾经总结过自己的五部小说：刚开始的《血之罪》《性之罪》是以文学切入法学，后来的《X之罪》《无罪谋杀》《无罪贪官》是从法学切入文学。

与纯粹的小说家相比，何家弘的特点在于，把更多专业的法学知识融入小说。何家弘写的侦探小说，都有一个法学的主题。

何家弘《亡者归来》法语版。

“设置悬念只是一个技巧，纯粹的设套与解套，容易玩成猜谜游戏，那就太简单了。”何家弘说，“我要写人，写现实社会中的人生和人性，写现实中国的社会痛点，这才有分量。”这是一个法学家对现实主义的尊重。

正是这种尊重，使何家弘的小说在法国进入畅销书排行榜。

《光明日报》报道称，何家弘是“中国小说走出去的黑马”。何家弘也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一起畅谈文学创作。

图片“法学需要专业性，文学创作需要想像力。”图/unsplash

不过何家弘很谦虚。“并不是因为我写的小说有多好，作为业余爱好者，我的作品水平很一般。它能成为畅销书，是因为欧洲人喜欢侦探小说这个品类，他们叫犯罪小说、黑色小说。而我恰好是法学专家，欧洲人认为我写得更专业。”

何家弘说，“我的小说不是单纯的猜谜游戏，而是在写中国的社会，这点最重要。欧洲人觉得通过小说可以了解中国社会，了解中国的司法制度，而且他们认为我写的故事具有可信度。”

一个法学家写小说也会有缺点——学术训练会限制作家的想象力。“文学创作需要有想象力，创作时需要天马行空。我太熟悉我国的司法实务了，只要跟司法实践违反的，我就写不下去，因为我觉得不真实。”

真实与正确，有时并非一回事。

2019年秋，人大法学楼的办公室里，当何家弘谈起20多年前这些作品时，好像又回到了那个他曾经下乡的农场。

读者见面会上，对主角洪钧律师的爱情结局有两种对立的看法：一派支持洪钧跟初恋的老同学走进洞房，一派支持洪钧跟现在的助手宋佳终成眷属。

如今，忙碌于法学研究的何家弘再也无法抽出大段时间创作新小说，洪律师探案集挖下的坑，是何家弘给读者留下的最大悬念。